湖南郴州腐败案波及158名干部

    2002年夏天，包括郴州市环保局局长、副局长、总工程师、党组书记、排污站长在内的5人在一起环保受贿案中落马，同时涉案的还有郴州市林业系统10名干部。这一轰动一时的案件在当时被称为“郴州史上最大的腐败窝案”。然而，“史上最大”的纪录很快就被全国瞩目的以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为首的特大腐败案刷新，这次郴州官场158人遭到查处。
肖鹏金被杀事件
    2003年12月29日晚，郴州市政府副秘书长肖鹏金在郴州宾馆套房内遇害。不到3个月，该案告破，犯罪嫌疑人首春青为郴州宾馆保洁员。据其交代，当天他残忍杀害肖鹏金的原因是为了抢得钱财。首春青随后被判死刑。然而，偶然发生的肖鹏金之死却牵出了一起轰动全国的住房公积金案，继而导致了郴州官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李树彪挪用公积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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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郴州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主任李树彪
    湖南警方在调查肖鹏金被杀案时，意外发现肖被害当天，时任郴州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主任的李树彪也住在郴州宾馆，肖曾去过李的房间，因而李树彪被专案组列为嫌疑调查对象。当专案组找李树彪核实情况时，李却如惊弓之鸟，将自己挪用数千万元住房公积金到澳门参赌输得精光一事和盘托出。检察机关遂发现，从1999年9月8日到2004年1月15日，李树彪骗取公积金贷款和银行贷款共计44笔，涉案金额高达1.3亿元。该案影响之大，被称为全国“公积金第一案”。
雷渊利贪污受贿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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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郴州市副市长雷渊利
    郴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挪用1.3亿公款赴澳门豪赌一案被查处之后，李树彪的顶头上司、原郴州市副市长雷渊利也于2005年4月14日被双规。雷涉嫌与挪用上亿公款豪赌的李树彪互相勾结，涉及住房公积金批条达5000万元，此外，他还涉嫌受贿、贪污，生活作风腐败。2006年9月雷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令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在长沙被审讯时，雷感叹，“在郴州要数贪官，我算小的，只能排在第12位。”这为此后以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为首的腐败窝案的查处埋下了伏笔。
李大伦腐败窝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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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郴州市市委书记李大伦
    震惊全国的郴州腐败窝案的查处正式启动于2006年6月1日，即原郴州市市委书记李大伦被“双规”之日。在群众持续数年的匿名和实名举报之下，湖南纪委部门逐步摸清了李大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事实——1999年至2006年，李大伦利用其担任郴州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在承揽工程、项目开发、干部提拔升迁等方面为他人或其他单位谋取利益，涉嫌单独或伙同其妻子陈立华、儿子李宏瑞等人共同收受他人钱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34万元，另有1765万元不能说明来源。此案后又波及当地党政干部及企业界共158人，人数之多全国罕见。
曾锦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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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郴州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2006年9月19日被隔离审查。曾涉嫌收受贿赂1200万元，另有6800余万元财产来源不明，他利用“双规”手段控制郴州矿山使其成为他的敛财渠道。
樊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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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郴州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2006年8月9日被隔离审查。
    樊为感谢李大伦在提拔职务上的帮助，先后9次送给李大伦人民币63万元；同时为私营企业谋取不正当利益，涉嫌收受他人贿赂折合人民币215万元。
周政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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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发前为湖南省国资委党委书记、原郴州市市长)
    2007年5月，湖南省纪委正式对其立案审查，周涉嫌利用职务之便牟取私利。
另外：
黄兆林(原郴州市交通局副局长、汽车运输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多次向李大伦行贿，并收取他人贿赂。
杨秀善(原郴州市国土矿管局党组书记)、邱东圣(原郴州市苏仙区常委副区长)、谢尊平(原市国土资源局北湖区分局党组书记)等均由李大伦案顺藤摸瓜被查出严重违纪行为。
刘清江(案发前为郴州市委副巡视员，原郴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2007年5月正式对其立案审查。涉嫌利用职权干扰“天湖爆炸案”侦查工作，同时利用职权收受贿赂。
陈瑶云(案发前为郴州市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徐望实(案发前为郴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2007年5月因涉嫌受贿被正式执行逮捕，在“天湖爆炸案”的处理中涉嫌徇私枉法。
(上列名单除外，郴州官场另有百余名干部牵入李大伦腐败窝案遭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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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伦腐败窝案查处经过及相关人物图谱
（转自南都周刊）

郴州官场重新洗牌 特大“腐败窝案”爆发

　　更具戏剧性的是，环保腐败案中的主角陆续刑满出狱之后，在为李大伦等人遭到查处感到大快人心的同时，也开始四处寻求翻案——他们反称，当年环保局一案是商人栽赃嫁祸、是真正的腐败大鳄李大伦、曾锦春为排除异己而导演的“伪腐败案”。
　　46岁的原郴州环保局排污收费站站长周小良记得，他与当时的环保局局长文八大、副局长李红卫、总工程师王东劲在自由世界的最后一次聚会是在2002年2月27日。时值农历正月十六，元宵节刚过，兴致昂然的4人在一家叫“店小二”的馆子聊到晚上10点多。
　　但随后等候在返程路上的三个便装男子终止了这样的气氛。他们拦下周小良，说是市检察院的，有事要他去一趟。周还未来得及与三个同伴交代一声，就被带进一辆黑色桑塔纳。
　　文八大立即给周小良拨了电话，周在里面含混地告诉他说，可能是调查一笔排污费的问题。文八大等三人以为没什么事，各自回去了。
　　但事情的发展却急转直下。在此后的一个多星期里，文八大、李红卫、王东劲，连同已退岗的环保局党组书记谢鼎煌先后被带走调查，办案人员指称他们利用职务之便，分8次收受了在郴州投资的广东老板欧阳明的44万元贿赂。虽然5人在法庭上集体否认犯罪事实，并称办案人员刑讯逼供，但2003年8月，湖南高院终审仍判了5人4年至1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此后，案件还扩散至郴州市林业局及其下属的苏仙区林业局，涉案人员增加了10人，其中4名市林业局干部也获刑，最终酿成了在湖南轰动一时的号称“郴州史上最大的腐败窝案”。
　　然而，仅仅4个月，这一腐败案的所谓“郴州史上最大”的纪录就被打破。一场级别更高的，几乎让整个郴州官场重新洗牌的特大“腐败窝案”爆发。这次以“李树彪公积金案”为发轫，以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和纪委书记曾锦春落马为标志的反腐风暴，持续三年之久，至今余震未绝，郴州158名党政干部和民营企业家涉案其中，使郴州这一自称为“粤港澳后花园”的湘南重镇，成为国内的反腐焦点。
　　而风暴的另一边，曾经的“郴州史上最大的腐败窝案”则几乎被外界遗忘。周小良等5人也在上诉无望的情况下过着平静的监牢生活。直到2004年11月以后，王东劲和周小良相继减刑出狱，从此踏上漫长的申诉路。他们反称：当年环保局一案是商人栽赃嫁祸、是真正的腐败头子李大伦和曾锦春为排除异己而导演的“伪腐败案”。
　　时至今日，这起错综复杂的腐败案中案，并没有因为郴州反腐浪潮的持续深入而看到曙光。在周小良等人看来，摆在他们面前的，仍是未知尽头的等待。
　　“窝案”事发
　　时间回到2002年周小良被带走的那个晚上。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成为日后案件一个关键的疑点和争论焦点。
　　黑色桑塔纳径直驶进了市检察院，一个姓胡的男子告诉他，他被刑拘了，“原因是我收了郴州红松纸业公司董事长欧阳明的钱。”即使是五年后的2007年10月底，周小良说他仍清楚地记得当天的情景，“但我说我其实很少与他打交道，也没有收过他一分钱。”
　　第二天(2月28日)，一夜未眠的周小良被转移到离市区50公里的永兴县郊一个招待所内。四个操当地口音的男子将他铐在椅子上，用强光灯直射他的脸，称欧阳明为减少排污费，给了环保局40多万，要周小良交代实情并供出同伙。
　　周小良对此依然否认。审讯人员就让他原地站着，不准乱动。就这样到了第四天凌晨，困极难支的周小良说了句“我想睡觉”就坐在地上。旁边三个人见状就冲了过来，骂他“耍无赖”。
　　周小良说，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只要一闭上眼睛，审案人员就用罚跪、蒙枕头、木棍打等方法让他保持清醒。审累了的时候，就把他的双手铐在窗户上。一天半夜，一个姓刘的股长走过来对他说：“你一个人撑着没用，这个案子很大，市里是办定了。”
　　到了3月5日，已经7天7夜没合眼的周小良感到头胀、耳鸣、呼吸困难，一阵笑，一阵哭，还用头拼命撞墙。旁边的人马上按住了他，说现在死了也只能算是畏罪自杀，连狗都不如。
　　最后，已在虚脱边缘的周小良对那些人说：“你们叫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吧。”随后，按照审讯人员的提示和要求，周小良“交代”了接受欧阳明贿赂的情况，而且是与环保局局长文八大、党组书记谢鼎煌、副局长李红卫和总工王东劲伙同作案。
　　周小良招供后，审讯范围得到扩大。3月7日和3月10日，王东劲、李红卫、文八大、谢鼎煌先后被检察院带走。根据王东劲等4人后来写的回忆资料，他们都不同程度遭受了背后铐手、扇耳光、罚跪、吹冷气等逼供手段，最后只得按照审问人员的意思招供。
　　3个月后，郴州市检察院正式对5人以受贿罪向郴州市中院提起公诉。
　　随后的2002年7月和2003年6月，一审和二审分别在郴州市中院和湖南省高院进行，庭上郴州市检察院否认了周小良等人关于办案人员“刑讯逼供”的说法。他们在提交给湖南省高院的证据里说，把周小良带到看守所和检察院以外的地方进行询问是征得他本人同意的，周等5人当时都写了表示愿意的书面材料。
　　同时，控方还提供了永兴县碧水山庄业主朱英雄的证词，称当时反贪局的人带周小良到他那里办案，其间干警和周一起吃住，没有看到办案对象身上有受伤的痕迹，也没有听到喊叫。同时，资兴看守所的3位民警也称没有发现周等5人外出接受审讯回来后身体上有伤痕。此外，检察机关还有讯问录像，以佐证办案人员没有刑讯逼供。
　　各执一词的口供真伪问题，成为两次审判中备受关注的焦点和定案关键。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行贿人
　　而更多的市民却不知道这些，只知道环保局被“一锅端”了。2002年的夏天，这个消息让郴州这个有着400多万人口的地级市顿时变得沸沸扬扬，这成了当时从官场到民间最热门的谈资，各种消息疯传，人们得到的口风是：此案为“郴州史上最大的腐败窝案”，要办成铁案。
　　而此时，周小良等人却无缘这番热闹，被关进看守所的他们与外界彻底失去联系，更不知道这飞来横祸是源于另一起经济案件。
　　就在周小良等人被捕的18天前，一个名叫欧阳明的广东商人被郴州市公安局刑拘。他是郴州红松纸业公司的董事长，警方查明，在过去4年时间里，他非法套取该公司980多万元现金，其中近一半是国有资产。
　　同时，他也是审讯人员不断向周小良等人强调的“行贿人”。
　　记者从原红松公司的董事周享林和数位退休职工处了解到：欧阳明，广东中山人，案发时46岁。早年当过兵，任过公职，80年代初期下海从商，90年代瞄上矿藏丰富的郴州，到此成立一个名为“凤阳实业经济发展总公司”的空壳公司，从事采矿、冶炼、建材、酒类批发等生意。
　　1998年，欧阳明以“空降”的姿态入主郴州最大的国营造纸企业——红旗造纸厂。红旗厂始建于1961年，初期是军工企业，职工达1000多人，固定资产上亿元。90年代中后期，常年经营不善的红旗造纸厂因流动资金枯竭而处于停产的边缘。
　　根据协议，欧阳明与红旗造纸厂共同出资组建了新企业——郴州红松纸业公司，其中欧阳明出资150万占53%的股份；红旗厂则以原材料和物资入股，占47%。但欧阳明并没有履行诺言，只拿了8万元来就开机生产，上演了一出“空手套白狼”。
　　“这个人的背景很复杂。”72岁的红旗造纸厂退休职工李振华说，欧阳明在红松期间独揽财务和销售大权，还造假账。这引起了部分退休职工的不满，他们调查并搜集欧阳明的犯罪证据，揭发举报，最终导致他东窗事发。
　　审讯时，办案人员问欧阳明钱到哪里去了，他说送礼了，送礼对象其中就有市环保局和林业局官员。
　　这成了后来“环保局集体受贿案”的直接导火线。
（转自南都周刊）

没有证人的审判

　　当时的周小良、王东劲等人自然不了解这些。王东劲说，他先前只和欧阳明见过几面，只记得他很高很瘦，待人傲慢且讲一口很不标准的粤式普通话，和一般的商人无异，这个广东男人也喜欢吃喝，并不分场合地吹嘘自己的后台是如何地硬。
　　随后，急于弄清真相的周小良等人在看守所里数次要求与欧阳明对质，均未果。
　　而另一边，丈夫被带走后，5个家庭的妻子们也开始了忐忑不安的猜测，后来听说男人们在里面都招了，怨恨的情绪开始蔓延，她们都骂这些男人背地里搞钱，没良心。但几天后，妻子们又觉得应该相信自己的丈夫，找律师、收集证据，分头忙开去了。
　　没有证人的审判
　　2002年7月25日，周小良等腐败案一审在郴州中院开庭。文八大的妻子侯玉兰记得，那天旁听的市民从四方涌来，挤满了那个能坐两三百人的审判庭。那些进不去的，就在外面站着。
　　早上8点左右，载着文八大等人的警车抵达法庭外，文一下车就举臂高呼“冤枉啊！”人群一阵**，旁边的法警马上捂住了他的嘴巴。
　　庭审开始后，当法官刚宣读完起诉书，一件让旁听席一片哗然的事情发生了——5个被告人全部当庭翻供，并称“行贿人”欧阳明捏造事实，检察院刑讯逼供。
　　随后，周小良等人要求与欧阳明当面对质，法庭则称他还涉及其他犯罪案件，不能出庭，而且，当天控辩双方所有的证人都因故不能出庭。与此同时，原本当初也被传讯的另外两位环保局涉案人员肖陆生和蔡荣锋，也突然转做污点证人，指正周小良等人的犯罪事实。
　　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控辩双方辩论的焦点集中在各被告人及欧阳明供词的合法性和真实性上。被告方认为，欧阳明的证词中存在对行贿时间、行贿动机前后矛盾等问题，甚至连行贿对象的姓名、职务和外形特征都说不清楚，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此外，被告方的口供是侦查人员刑讯逼供、诱供、指供的；而公诉方则相应出示了红松公司财务人员的证言及相应的视听材料，反驳被告方关于检察机关在侦查期间进行刑讯逼供的辩解意见，并证明欧阳明的证言为检察机关在正常状态下依法取得。
　　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日再判。
　　2002年9月初，文八大的妻子侯玉兰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朋友说，欧阳明出来了，还在四星级的国际酒店豪摆了一桌，这位朋友刚好也在受邀之列，席间欧阳明一副否极泰来的样子，说花了130万才取保出来的。
　　第二天，侯玉兰叫上了其他几家的家属，要去找欧阳明对质。但红松公司的人对她们说，欧阳明那天是坐着军分区的车回来的，样子还挺威风，不过很快就走了，也许回了广东。
　　9月29日，一审判决书下达，认为王东劲、周小良、文八大、李红卫、谢鼎煌利用职务之便，5次收受红松公司董事长欧阳明钱款共计人民币117790.5元。法院最终依此判处5人一年至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5人当场表示要上诉。
　　市里定案
　　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情动摇了侯玉兰他们原先的判断。2002年10月10日，侯在湖南高等法院旁的一家打印店里复印材料，一个男子在她身后站立良久，然后指着材料问：“你是不是来弄文八大那个案子的？”
　　这个叫欧阳立新的男子告诉侯玉兰，2006年6月，他曾被关在郴州市第二看守所15号监房。一天，一个叫欧阳明的广东人被带了进来。欧阳立新问他犯了什么事，他说行贿，但他是冤枉的，他甚至不认识那些人(指文八大等)。
　　巧合的是，当时被“受贿案”连带牵涉的林业局职工何松涛也刚好关在这里，一些知情的狱友特意把他们叫到一起，让两人互认。两人对视后都摇摇头，后来何松涛冲上去就要揍欧阳明，喊着：“你都不认识我还说我收你的钱？”看守所第二天不得不把欧阳明调开。
　　后来文八大的律师搜集到的一份郴州市看守所记录于2002年6月21日的《个别谈话教育》旁证了这戏剧性的一幕。当时干警要欧阳明交代涉嫌犯罪的事实，欧阳明说的是：“我是冤枉的，别人说我行贿了很多钱……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把我关押这么久。”
　　这些难以说清的事情最终变成一个个问号困扰着侯玉兰。然而即将到来的二审又让她无暇顾及，她到处找丈夫以前在官场上的老关系，看能否向法院说情。一个关系颇好的市检察院官员的回应却让她的心情跌至低谷——“是书记和副书记要定的案，谁也没办法。”
　　这个书记就是李大伦，副书记则是纪委书记兼市委副书记曾锦春。
　　李大伦49岁入主郴州。这个出身偏僻农村的常德男子，早年政坛起点不俗，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在临澧大刀阔斧，亮点纷呈，很快在全省县委书记中脱颖而出。同时也颇有才情，好舞文弄墨。
　　郴州对李大伦有“前三年是人，后四年是鬼”的说法。2002年是他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他励精图治，使得郴州经济以两位数增长，直逼省会长沙。此后，年过五旬的李大伦开始感到仕途渐入暮境，转而独揽政治大权。其中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在他一手扶持下常德商人大举入郴和大量市政项目的上马，李大伦把这些“政绩工程”承包给家乡的基建老板，并借此敛财。
　　此时的郴州，繁华的背后污浊横流，各大小官员和商人为求自保，拉帮结派地巴结讨好李大伦。李大伦性情日骄，逐渐独断专行，随意罢免调动干部的事情时有发生。
　　而在李大伦主政郴州的1999年，比他小6岁的文八大也达到他事业的一个高峰，成为郴州市环保局局长。在很多人眼中，文八大属于业务型官员。“话少，对人有点冷，不是很合群。”郴州市劳动局干部陈冬如此评价他。
　　由于并非什么强势部门，文八大自然不是李身边的当红官员，接触或来往也不算多。王东劲和周小良记得，倒是有两次李大伦迁怒于环保局。
　　2001年7月。当时环保局因为某工地夜间施工而处罚对方600元。李大伦知道后，要文八大把钱送回去并向对方赔礼道歉，还在多个公开场合批评环保局阻碍地方经济发展，要做检讨。后来有人告诉文八大，那是李大伦一个情妇的项目，碰不得。
　　不久后，下乡出差的文八大因没接到通知而缺席了市里一个会议，主持会议的李大伦因此恼火，还说要把环保局的整个党组都撤掉，后经文八大数次检讨才得以幸免，取而代之的是让环保局负责接收公函的档案员以失职之名下岗。
　　“李大伦对下面的人很霸道，谁都怕他，文八大也不例外。”陈冬说，“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会顺着他的意去做。”
　　但在侯玉兰的记忆中，丈夫文八大在一个矿的问题上却不知就里地得罪了李大伦和曾锦春。2001年底，宜章长策乡金银矿严重威胁了周边水土环境。市人大环资委也专门就此写了评估报告。曾锦春随后在上面批示，意思是建议通过改善设施来保留此矿。但文八大没有领悟到其中的真正意思，就在局里召开了评估会议，最后决定不给其办环保审批。
　　那时的曾锦春，已经靠独揽矿权控制并掠夺矿产利益，因而被人们称为“曾矿长”。文八大和李红卫被带走审讯后，曾锦春到环保局召开全体职工会议，大骂局长文八大和副局长李红卫贪得无厌。
　　随后，这个项目在环保局一路绿灯，顺利通过审批手续，后来有人告诉侯玉兰，李大伦的亲戚和曾锦春的亲戚在这个矿里都有股份。
　　事发后，侯玉兰通过内部渠道了解到，市里已经成立了专案组，组长就是李大伦。一审后法院内部曾有不同意见，认为疑点太多，不宜草率。最后李大伦表态，要判。
　　记者采访时找到当年参与办案的一位郴州市反贪局官员，他说：“文八大等人的获刑有市领导的因素。”记者追问具体是什么因素，他想了很久，说：“这个问题很复杂。”
　　那段时间，侯玉兰隔三差五地往长沙递材料，打听开庭时间。2003年8月左右，长沙一些报纸突然登出了关于该案的报道，如《靠“新闻曝光”发财的书记局长》、《同流合污“五人帮”》等。

得不偿失的上诉

　　2003年6月25日，二审在湖南省高院开庭。郴州市检察院递交了抗诉书，认为被告方犯罪情节严重，且拒不认罪，应从重判决。
　　而侯玉兰则补充了几个新的证人，包括与欧阳明同一个监房的欧阳立新，审讯期间与文八大同监房的龙小国和左立波等，但这些人都临时反悔，拒绝出庭。与一审无异，二审控辩双方所有证人也无一到场，其中关键人物欧阳明也以健康欠佳为由缺席。
　　出乎文八大5人的料想，庭审进行期间，公诉方突然提出了“诉辩交易”要求，即控辩双方就罪行及量刑问题在庭外进行协商和交易，这在中国法律界至今仍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西方舶来品。
　　在随后的谈判中，公诉方提出，只要辩方认罪，可以维持一审原判，甚至可以申请缓刑；而文八大等5人则表示他们不会认罪，但可以不追究对方在侦查期间刑讯逼供的责任。
　　双方最终没能谈拢。
　　在随后的庭审中，上诉方提出了新证据，焦点仍是在“刑讯逼供”上，其中还出示了欧阳明的《个别谈话教育》(上文已提及)，以此证明他否认行贿。
　　郴州市检察院对此进行了反驳。称经查证，龙、左等证人关于“看见文八大回来手脚肿、麻木”等证词是应被告方的要求写的；同时，污点证人蔡荣锋证实，署名“蔡荣锋”的反映逼供过程的《我的永远无法忘记的亲身经历》并非他所写；而且公诉方找到欧阳明证言，他在《个别谈话教育》里“叫冤”是怕同监房的人打才这么说的，不是本意，而且做谈话笔录的只是同监犯人，而非干警。
　　双方的辩论一时陷入僵局。
　　2003年9月，二审判决下达，驳回李红卫、文八大、谢鼎煌、周小良、王东劲的上诉，认定5人收受欧阳明贿赂37.5万元，判处李红卫有期徒刑十一年，判处文八大、谢鼎煌有期徒刑十年，判处周小良有期徒刑五年，判处王东劲有期徒刑四年。
　　随即，王东劲被送往郴州监狱服刑，其余4人则被送往桂阳监狱。
　　与此同时，由此案波及到的“郴州市林业局受贿案”一审也于当年结束，分别判处了原副局长骆礼忠等4人3年到1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林业局一案后来颇费了些周折。上诉后，省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了一审判决，发回重审。郴州市检察院也随之撤诉，转而由苏仙区检察院起诉，终审最后还是在郴州市中院进行，结果又回到了原点。而同样涉案的苏仙区林业局刘国策等4人后来则被免于起诉，之后再无下文。
　　自此，这场处理了5名处级干部、4名科级干部的郴州“腐败窝案”，才逐渐平息下来。
　　郴州突变
　　在桂阳监狱，文八大、谢鼎煌、李红卫、周小良又聚在了一起，4人聊了一些近况，百感交集。后来，他们在监狱里办起了报纸，文八大是主编，谢鼎煌和李红卫是编辑，而周小良则是撰稿人。
　　王东劲则独自一人在郴州监狱，他成了一名监房协管员。这是一份美差——每天只需坐在门外值班，下班还可以到屋外跑两圈。
　　而此时的他们没有察觉，高墙外面的郴州城正酝酿着一场官场剧变。
　　2003年，李大伦治下的郴州已是乱象横生。12月，郴州市政府一名副秘书长肖鹏金之死打开了这个潘多拉的盒子。当调查人员找曾进出过肖房间的郴州住房公积金中心主任李树彪了解情况时，他却以为东窗事发，将自己挪用1.2亿元住房公积金到澳门参赌一事“吐”了出来。
　　郴州官场的“多米诺骨牌”倒下了。
　　很快，时任郴州市副市长的雷渊利被牵出。这个玩钱、玩权和玩女人的“三玩市长”，受审时留下一句堪称经典的话——“在郴州要数贪官，我算小的，只能排在第12位。”
　　这句话在后来李大伦和曾锦春的身上得到验证。
　　2006年5月23日，郴州市委书记，同时也是中国散文学会会员的李大伦正在五连冠酒店以东道主的身份主持“全国散文期刊联席会议”，还没来得及念完得意之作《感受郴州》，接了一个电话后就匆匆离场。
　　三个便衣在李大伦的办公室前架住了他，说省纪委请他去一趟。李知道出事了，说想再看郴州最后一眼。办案人员就用吉普车带他围市区转了一圈，然后向长沙方向驶去。
　　当天晚上，侯玉兰在家中就看到远处广场烧起了鞭炮和烟火，人声鼎沸，于是也出门看热闹。行至大街上时，一个气喘吁吁的年轻人塞给她一张传单，上面印着几个大字——李大伦倒了！
　　侯玉兰随即给其他4人家里打了电话，说翻案有戏了。
　　湖南省纪委很快就查清，李大伦、陈立华夫妇收受贿赂1434万元。
　　6月19日，调查组进驻郴州，限期10天所有与李大伦有金钱往来的干部主动向组织“讲清楚”，争取宽大处理，最终158名党政干部和商人牵涉其中；2月后，被媒体称为“矿难救火队长”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樊甲生也在长沙落马。
　　9月16日，曾锦春的倒台把这场反腐风暴推至顶峰。街上的鞭炮声响成海洋，庆祝人群还打出横幅——“感谢党中央为郴州人民除害”。这个靠独揽矿权发迹的纪委书记，共涉嫌收受贿赂1200万元，另有6800余万元财产来源不明。郴州特大“腐败窝案”震惊全国。
　　在查处李、曾腐败案的期间，已经出狱的王东劲找到调查组，对方指着半个人高的举报材料说：“李大伦的案子太多了，我们没有时间顾你这边。”
　　下半辈子的事
　　2004年11月，王东劲减刑出狱；3个月后，周小良也恢复了自由。
　　出狱后王东劲患上了神经衰弱，后来离开了郴州，辗转武汉、宁波等地工作，接些环保工程设计来做。
　　3年间，王东劲向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地方投去了申诉材料，但都是泥牛入海，杳无音讯。
　　2004年4月，周小良的父亲因病不治，弥留之际还在念叨儿子的案件。老人曾当过郴州地委副书记，为官正派，没想到晚年家中却出了一个腐败案。当周小良获批从监狱赶到医院时，父亲已经断了气。
　　出狱后的周小良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然后帮私人老板做些工程，偶尔也炒一下股。只是长时间患失眠症，他的头发已经提前白了，记忆力也有些衰退。
　　另一边，文八大仍在监狱里编他的报纸；李红卫则日夜惦挂着中风的老父；谢鼎煌原本有高血压，到里面粗茶淡饭，竟然好了许多。
　　而关键人物欧阳明依然保持着他的神秘和飘忽。2002年9月3日取保候审后，他的红松公司已经被另外一家企业接管，后来据说回了广州。
　　原红松公司董事周享林记得2003年春节前后，是他最后一次见欧阳明。那次市里几个企业请轻工办的人吃饭，欧阳明也来了，看上去气色不错。晚上唱歌的时候，欧阳明告诉周享林，他在看守所时被打了。那次之后，他又从郴州消失了。
　　直到2005年4月，欧阳明职务侵占案在郴州苏仙区法院开庭，闻讯而至的王东劲和周小良才又在旁听席见到他，好像老了不少，说话也慢条斯理了一些。最终法庭判了欧阳明有期徒刑20年。看着欧阳明钻进囚车的背影，王东劲竟没有了以前想揍他的冲动。
　　现在，5家人已经商量好，待其余3人也出狱了，将进行联合申诉，要求立案重审。“这将是我们下半辈子要做的事。”王东劲说。
(应采访者要求，陈冬为化名) 南都周刊记者 叶伟民 湖南郴州报道 覃翊 摄

（转自南方周末）

湖南郴州狂欢庆贪官倒台
反腐重拳终结官场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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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新闻网-南方周末
　　□本报记者
李海鹏
傅剑锋
　　9月19日，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被湖南省纪委专案组“控制”。当日下午4时许，分别从两个地方，这位官员和他的妻子、司机被省纪委派出的9个人、5辆车带走。
　　到19日傍晚时分，消息已经渐渐在郴州各地传开。郴州市民胡桂生说，在北湖区国税
局附近，庆贺曾锦春倒台的鞭炮响了10余分钟。到昨日(20日)晚间，曾锦春被抓的消息已使郴州举城狂欢。20时30分左右，本报记者听闻郴州市区鞭炮声此起彼伏，有些地方的天空已被烟花的火光映红。曾经向湖南省委书记状告曾锦春的郴州市宜章县农民黄元勋，此时也致电本报记者，称县城里欢庆的人流、车流塞满街道，许多人“要放通宵烟花庆贺”。庆贺人流还打出横幅，有一条横幅上写着：“感谢党中央为郴州人民除害！”
　　这种欢庆气氛，郴州下辖的临武、桂阳等县概莫能外。
　　喜庆之余，当地官员、百姓似乎并不意外，因为以曾锦春官声之差，早在多年之前他们就确信其难以全身而退。被抓之时，距离曾锦春退休之日不过一个月。
　　除曾锦春外，两年多时间内，郴州市因严重腐败落马的官员还有副市长雷渊利、市委宣传部部长樊甲生和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等人。而整肃高峰，则是市委书记李大伦在今年6月1日被湖南省纪委正式“双规”调查。当时，湖南省一主要领导人就在李大伦案的报告上沉重批示：“天理不容，彻查！彻查！”
　　而曾锦春前日下午被纪委控制，就是“彻查”的一个必然结果。
　　“悠悠万世，项目最大”
　　郴州官场畸变，祸首是市委书记李大伦。他1999年从湖南省政府农村办主任的任上调任郴州市委书记，至今恰好7年。因为“嘉禾拆迁事件”被举国热议，“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的狠话闻名全国。这句话的原创者即为李大伦。
　　不久前，李大伦腐败案经过湖南省纪委、省检察院联合调查，形成《关于李大伦案初步调查报告》。文中称，除地方官员以拜年、贺寿、出国等名义馈赠的600多万元未计入贿赂总额外，已核实李大伦、陈立华夫妇收受贿赂1325万元。李大伦有家庭存款3200万元，目前已冻结其中的3155万元，计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循着李大伦的线索，最终牵出的是一桩集体腐败的窝案巨网。上述报告中称，因李大伦收受巨额贿赂而被牵连的官员、商人多达158名。在已被披露的官员腐败案中，其牵涉之广创造了新“记录”。
　　李大伦喜欢被人称为“官文人”，他是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曾出版诗文集《岁月如诗》和《大伦书法作品集》，均在不同范围内摊派给市民和官员购买。普通郴州市民对李大伦的评价是，“前3年是人，后4年是鬼”，意指李大伦的危害要从其主政郴州的第4年开始算起。
　　不过，另外一些遭受过拆迁之痛的市民则不这么看。1999年到2002年是李大伦在郴州励精图治的时期，不过其后4年中，亦不能说其有任何不作为的迹象。无论从中牟利与否，李大伦对工程项目的爱好一以贯之。
　　这位市委书记最着力推行的工程包括：郴州市及辖下资兴县、桂阳县的“郴资桂一体化”工程、郴州本市的“高科技产业中心”工程、“南延东进”工程，“西发工程”和“兴隆步行街项目”、“市政府移建工程”等。其中，后4项工程在郴州官民中口碑甚差，被普遍看作是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
　　在“兴隆步行街项目”兴建初期，一切似乎欣欣向荣。一个奢华的举动是，投资方“香港万邦实业公司”用大理石铺砌了“金光大道”，李大伦亦曾在视察这个亲自规划的“商业中心”时意气风发，要求两个入口处一些与步行街“不相称”的建筑“穿衣戴帽”。不过，这个由其常德同乡张锡明拥有的“香港万邦实业公司”承揽的工程项目，最终却因巨额虚假注资、抽逃资本，而成为李大伦政治生涯的滑铁卢之一。
　　李大伦喜欢推行自己的城市建设思路，“用5-7年时间再造一个新城区”。另外，这位市委书记对自己的思维似乎从不怀疑，推行起来尤其毫不妥协。早在担任湘西州委书记期间，为了推广烟叶种植，李大伦曾创造出另外一句“嘉禾拆迁式”口号：烟上干部上，烟下干部下。在郴州的城建方面，他亦鼓励各县大搞广场、标志性建筑类工程，每个县搞一个试点。
　　这种做法直接反映了李大伦的个人性格。在郴州官场，他有着“霸道”的名声，“每开会必骂人，只不过没有脏话”。有两次他处理低级别官员，仅仅是因为他们打瞌睡和写错字。讽刺的是，当地一位教授在其落马后写了篇文章，文中算出仅仅一本《大伦书法作品集》就有错字33个。
　　这位教授同时写到，李大伦的书法“形如墨猪”。不过，自视甚高的李大伦本人显然不会这么看。在退休前，瞿龙彬作为郴州市副市长与李大伦共事。他对李大伦在一次会议上的一句话印象深刻：“悠悠万世，惟有项目最大。”
　　下属官员们渐渐投其所好，使得郴州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地貌：广场奢华巨大，经典建筑的仿制品甚多。在永兴县担任县委书记时，雷渊利实施了“十大工程”，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人民大会堂”。这个建筑不仅外型与北京的同名建筑相似，而且设置诸多会议厅，分别按照各乡镇名称命名。桂阳县2002年建造欧阳海广场，占地101亩，号称湖南第一广场。在郴州市区，最大的广场为五岭广场。这个造价8300万元、以“神农作耜”雕像为标志的广场铺展在新建的市政府大楼前，当地官员说，市政府大楼前的沟渠一度建起几座桥，与**前的金水桥一模一样。
　　据公开数字，过去几年郴州的财政收入一直以每年20%以上的惊人速度增长。不过一些官员对此并不相信。浮夸，亦是李大伦受人诟病的原因之一。“李大伦热衷于排队，统计数字完成任务有重奖。”一位在郴州官位很高、了解相关情况的官员说，李大伦多次在会上表示，郴州的GDP必须达到湖南省第二名。
　　不过，政绩工程并没有给李大伦带来预期中的赏识。2002年，岳阳市的一位官员晋升到省里，李大伦在与同僚聊天时，主动讲述那位官员如何不如自己，给人以“怀才不遇”之感。也是在这一年，李大伦在一首诗中写道：“人事代谢成古今，当年培公今安在？”言语之间似有怨怼。
　　郴州一位官员说，李大伦曾在这一年给领导写信要求升迁，可是这封信却适得其反。
　　在郴州，这一年被看作李大伦由“好大喜功”变为“勤政腐败”的转折点。也正是从这一年起，利用工程牟利成了其个人行为的标志。从此，郴州似乎翻开了不祥的塔罗牌：一面是繁荣和利润，另一面则是腐败和混乱。
　　市委书记“勤政腐败”
　　2002年，李大伦早已在郴州站稳脚跟，不过他还是开始了官场洗牌。一些与其关系亲密的官员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了重用，而原有的一些实权官员则被打入冷宫。
　　关于流传甚广的李大伦“买官卖官”一事，湖南省纪委和检察院的报告中没有明确记
录。一位相关官员解释说，行贿的官员多属对李大伦长线投资，即便贿金中包含升迁所需费用也很难认定。不过，一位郴州官员说，据他了解的情况，买官卖官的情况在郴州确有其事，而且“保官也要钱”。
　　综合受访的郴州官员的说法，李大伦与曾锦春的关系大致是，“互相卖面子”，“势力划分明确”，“曾锦春听命于李大伦”，两者结合到一起，构成了郴州权力场中最受普通市民关注的两极。
　　李大伦的第一桶金，正是攫取自其改弦更张的2002年。当时郴州市国土局办公楼需要
装修，李大伦插手此事。“有人说他那次赚了400万，应该没那么多，”一位官员说，“那个工程很小。”
　　稍后几年中，李大伦的胃口则大得多。他的常德“文友”邢立新，承包了桂阳到嘉禾的高等级公路建设工程，李大伦甚至直接打电话给市交通局长，要求对方追加1000万元的工程预算。最终，这位交通局长找到了一个奇怪的名义：为了迎接毛泽东诞辰，公路要在12月26日前竣工，因工期提前增加预算。
　　桂阳“四大班子”移建工程由常德籍商人盛励生承包，最初工程预算为1.6亿元，依据《郴州日报》当时的报道，多方筹措之后可以“收支平衡”。然而两年后工程完工时，总造价已经达到了2.3亿元。桂阳财政因此不堪重负，在李大伦的干预下，县政府挪用近千万元退耕还林款，向银行贷款800万元，另“号召”党政机关每人借款1至2万元，才勉强支付工程款。
　　李大伦喜欢以“官文人”自居，尽管其诗其文的水准颇受专业人士鄙视，但家居环境颇为不俗。家在郴州市委大院内，别墅门牌号码为001。门口即是一条车道，车道另一侧即是一水池，池旁林叶茂盛，白鸟纷飞。
　　据当地知情人士介绍，首日到李大伦家搜查，即带走价值800万元的现金和物品。一开始专案组开的是一辆大客车，后因东西太多，又临时增加了一辆小型集装箱车。搜查所获的古董，每一件都用木条钉成小木盒盛装，盒子钉了约200个左右。
　　查抄的物品中包括爪子由纯金打造、30多公斤重的玉麒麟，张大千、黄永玉等名家的字画，美国开国时期的联号一元纸币，另有两块贵重的石头，因为过于沉重没能搬走。
　　纪委书记独揽矿权
　　与李大伦这位外来的强势官员相比，曾锦春更多具备郴州本地官员的色彩。如今，他最难以避免的毁谤可能不是滥用公权，而是“作茧自缚”。在郴州官场，一个众所周知的传闻是，这位纪委书记为了继续做官把自己的年龄改小了两岁。这使得他留恋权柄，正好赶上了这一轮整肃风潮。
　　郴州人如此评价李大伦和曾锦春：李大伦一般不会直接侵害到普通百姓，但曾锦春不一样。
　　作为市纪委书记，曾锦春一以“亲戚多”闻名，二以善于利用自己对官员们的监察权力著称。
　　1995年以前，曾锦春就以特别照拂亲属利益著称。曾在城管系统工作过的一位官员回忆，当时曾锦春的几个亲戚在农村的一座桥上卖菜，口袋里都会揣着他的条子来应对城管人员。1995年之后，这种照顾开始升级，其亲属大量进入市直机关工作，有官员说，至少有40多名。
　　不过这位市纪委书记更重要的特征，则是其无情的一面。在郴州官场，人所共知的秘密是曾锦春得罪不得，甚至不能不顺他的意，否则就很可能会被找个借口“双规”起来。另外，如果哪个官员手中有其垂涎的资源又不愿交出，同样有“双规”之虞。
　　2002年之前，曾锦春的做法还比较谨慎。当时他的妻子在郴州市计生委工作，一度提拔缓慢。一位曾在郴州市纪委与曾锦春共事的官员说，曾锦春因此不满，但也只是直接指责几任计生委主任而已。其中有一次，曾锦春曾威胁说，要“诫励”计生委主任陈莹花，不过这一纪律惩罚最终亦未施行。
　　2002年，则是曾锦春、李大伦乃至整个郴州官场的一个重大转折。这一年，他们明确感到了煤矿与房产利益的暴涨所带来的刺激。1999年李大伦刚来郴州做一把手时，煤矿利润微薄，郴州市政府还要动员别人开矿。到了2002年3月，小煤矿已经遍地开花，呈失控之势。在过去7年里，煤矿价格从120元／吨，涨到了超过400元／吨，钨矿沙从3万元／吨上涨到超过12万元／吨。
　　从这一年开始，曾锦春越来越频繁地借助“双规”手段，参与矿产利益的控制与掠夺。有多位受访官员说，知晓一些官员因不愿将煤矿审批权交给他而被“双规”调查，或因得罪其本人而被调查和威胁。“这些官员本身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就都怕他。”一位官员说。
　　在郴州官场，对曾锦春的行事风格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一种是少数人的说法：为人义气、朴实，什么事都喜欢插手，“条子满天飞”，听上去甚至有几分憨态；另一种是多数人的说法：霸道、凶狠、不留情面。两种说法对比，似与曾锦春对待家族中人和其他人的态度对比相映成趣。
　　不过所有受访官员都承认，其人“曾矿长”的名号决非浪得虚名。在郴州官员和市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黑色笑话：“全市的矿都归他管。”曾锦春利用市纪委书记的独特权力，要挟各县、局官员在煤矿审批、监察等方面听命于他，既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造成了诸多显而易见的恶果。
　　黄元勋，郴州市宜章县浆水村农民，多年来一直用举报“官煤勾结”的方式与曾锦春角力。
　　黄元勋由举报本村荣福煤矿开始，直到举报曾锦春本人，花费5年多的时间。正是这家煤矿，频繁制造了拖欠村民工资、矿难、造成水田塌陷等事件。由于其老板黄生福与曾锦春过从甚密，黄元勋掌握了一些间接证据之后，举报曾锦春为“恶矿的保护伞”。去年12月，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到荣福煤矿视察，黄生福瞒报产量和矿工人数，导致李毅中当场发怒，斥责这家煤矿对矿工生命不负责任。
　　令郴州官员们难以理解的是，作为与权力安排、与煤矿行业完全无关的市纪委书记，曾锦春竟然是郴州煤矿整顿小组的组长。
　　在其与煤矿的关系之外，一些关联可以看得更为清楚。在郴州，一些企业的门口挂着“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联系单位”的铜牌，而落款竟是与“经济发展环境”并不相干的郴州市纪委。由于铜牌的颁发意味着在郴州市各部门的检查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豁免权，因此每一块都价值40万元，仅此一项，曾锦春治下的郴州市纪委就年入1000万元以上。
　　曾锦春自己被“双规”前，郴州中下级官员普遍担心此人很难受到处理。他们的理由是：“审计、公安、检察部门都无法监督纪委。”
　　官场平衡彻底打破
　　在郴州近年来的诸多负面新闻当中，李树彪制造的“全国公积金第一案”是少数的与李大伦和曾锦春没有关联的事件。按湖南省检察院公布的数字，被李树彪挪用的1.2亿元公积金中，赌博输掉8000万元，另有4000万元被追回。
　　这位人称“花花公子”的副处级干部，衬衫价值1万元，扣子由白金制成。作风招摇的官员仍可在郴州官场如鱼得水，并非李树彪一个孤例，更为明显的是市委宣传部部长樊甲生。
　　樊甲生为人霸道，在这一点上与李大伦惊人地相似。不过在郴州官场，这位前市委宣传部部长主要以“坏”著称。樊甲生身材微胖，注重仪表到一丝不苟的程度，头发永远梳得溜光水滑。郴州官员普遍对其印象恶劣，各种评论均较负面：彻头彻尾自私，为人虚伪下作，全无格调，官员间的义气亦不顾及，等等。
　　樊甲生在担任安仁县委书记期间就不清廉，尽管那是一个贫困县。当时樊甲生主持建造了两个变电站、一座大桥和一个收费站，收费成为其个人的“印钞机”。当时安仁县有民谣流传：“甲生甲生，民不聊生。”
　　其实，下层官员亦不聊生。为了政绩，樊甲生摘掉了安仁县的贫困县帽子。由苛政而苦政，导致县委、县政府一般职员的月收入只有三四百元。
　　有郴州官员说，李大伦最初并不欣赏樊甲生，甚至颇有戒备之意，不过最终却因不为人知的原因而开始支持后者。一个不符合组织程序的事情是，当樊甲生进入市委常委时，民主推荐的票数没有公开。
　　至此，李大伦将郴州的吏治、规划、经济、建筑各种权力全部集于一身，“只把矿产留给了曾锦春”。
　　在郴州，樊甲生被看作是某种标志性的官员。当他被任命为宣传部长时，一些官员感到，这种官场逻辑已经荒唐到了难以接受的地步。市工商局的一位官员回忆：“当时我就感觉，郴州完了。”
　　与此同时，李大伦在常德的“文友”邢立新，亦在郴州官场登台亮相。这位建筑商人的注意力集中于依靠李大伦的关系承包工程，不过，在另外一些时候，他也会参与当地的人事安排。据此前媒体报道，“嘉禾拆迁案”中的几位落马官员，就是在邢立新的斡旋下得到李大伦的首肯，被重新任用。
　　更重要的是，邢立新显得非常牛气，“常常用李大伦的口气说话”，而一般官员确实对其非常忌惮。
　　很多官员都接收到了信号：潜规则占了上风。到了这一步，腐败作为下一个步骤的出现，已经不难用逻辑推导。事实也正是如此：一些官员失去了谋求政治前途的意志，开始回望权力寻租的出口。
　　畸态官场，民生多艰
　　在曾锦春未被“双规”前，黄元勋常有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之感。而事实上，在郴州官场畸态之下，即便是握有地方大权的官员，也未必对自己的命运有十足的把握。郴州市政府大楼背后的小山上，矗立着一座名为“五岭阁”的6层仿古建筑，《郴州日报》报道其建造目的是“提升城市品位”，不过在郴州当地的官场和民间，普遍流传的说法却是，它是当地官员建造的“镇邪阁”。
　　当驱邪镇妖成为一种急切的心理需要时，有官员请来了“师公”，并遵嘱在市政府后面修了这座五岭阁。
　　五岭阁至今仍未建完。此前，郴州副市长雷渊利因腐败案被判死缓，市政府秘书长肖鹏金在宾馆内蹊跷被杀。
　　事实上，事中人与其求诸风水神怪，不如到黄元勋等人身上去寻找答案。这位农民像是上足了发条一样去举报各种贪官，概因在郴州官场现状之下民生凋敝，社会矛盾已到必须解决的关口。
　　宜章县的梅浆矿区，是郴州城外的另一处权利焦点所在。这个黄元勋一再奔忙、曾锦春涉嫌“庇护”、樊甲生为之限制媒体、李大伦可治而不作为的矿区，由一连串脏乱的城镇组成，路边的每一株树木都是黑色的。如今，它和它的饮水困难、耕地荒废的居民，将成为郴州最新腐败案件的见证。
　　黄元勋住在一处种植着竹林和辣椒的房子里。他曾被人“10万元买头”，曾经向省委书记寄去过遗书。
　　在郴州西郊的“骆仙西路工程”建设中，骆仙村的村民们被征去了105亩土地。不过这些大多亩产500公斤的一级水田，却在官方文件中被描述为“十年九涝”。村民们说，干部们是“连哄带骗”才获得他们的合同的。
　　最终，在骆仙村，合同签定了，工程开始了。填土工程阻塞了河流，使得河水乱窜，在今年夏天的一次台风中，周建中4兄弟合住的一幢房子就被这样的水流冲垮了。村民们不断地抱怨着，同时感到自己每亩土地1.98万元的总补偿款太少了。其实他们并不清楚，有郴州消息人士指称，这一开发地块与“梦里故乡”别墅项目紧密相连，买卖之间，均有李大伦的妻子陈立华插手其中。
　　这位消息人士称，据当地建设局的文件，某公司把这一地块卖给陈立华的价格涨到了8万元／亩，而陈立华仍然坦然接受，因为她随后就把土地卖给了开发商，地价再次狂涨5倍，达到了40万元／亩。
　　官场生态与民间生活的关联，只能如此在郴州的两片水田上显现，而寻诸文字证据则要困难得多。
　　李大伦在被“双规”期间曾表示，“希望党组织能够保留我的党籍，让我回常德桃源老家种田悔过。”桃源县，常常被说成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的避世之地。这一梦想听起来凄凉而有诗意，可是，很难说李大伦是否了解农民们在他治下的真实生活。那个农民举报人黄元勋的妻子对自己和家人的评价是：“我们只是吃酸辣椒饭的人。”她的意思是，她与丈夫非常卑微艰辛。
　　在9月19日这天，黄元勋终于感觉到自己有了赢的希望。“我第一时间听到了消息，太激动了。”他说，“我和几个告状的人要请支腰鼓队，庆祝一下。”


（转自南方新闻网-南方周末）